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仅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还名列率最高国家名单。在当时，中国是少有的几个女性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之一，同时农村高于城市。情况最严重时，每3个离世的农村青年妇女中就有1人死于。
30年的时代变迁后，曾经农村与女性的双重苦痛得到解脱，但骤变之后中国现象开始暴露出新的问题。
上世纪末，的凶灵每年夺去约30万国人的生命。转眼30年，该数字在官方通报中已下降至8万左右。《英国医学杂志》今年一份最新的研究显示，即便将误报等偏差情况考虑在内，中国仍是全球惟一一个率下降幅度达到60%到80%区间的国家。
由官方疾病监测年报及卫生统计年鉴的数字确证，中国率陡降的主要推力，完全来自农村率的下降，而助推农村率下降的，则是下降了5倍之多的农村女性率。
曾经一度，大量有关的研究在少数投入高额经费的发达国家中开展，一个国家正常的数字由此被定义：在那里，城市率高于农村，男性率是女性的三四倍。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上世纪我国农村率是城市的3倍以上，女性率高出男性一半。
假若你生活在30年前的乡村，每当你从街头巷尾听闻谁家媳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时，至少5人中便有1人死于轻生。而20-25岁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逼近35%，每3个死者中1人死于也非危言耸听。
情况到了新世纪伊始也未乐观。2002年，除了死亡占比峰值从约34.6%降到26.8%外，仍是威胁农村妇女的第三大死因，也是15-3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元凶。
但接下来的十年间，男女比在城乡均实现了逆转，快步退离致死主因场域，农村及女性的率快速下滑，今天中国率世界最低的地位自那时起被奠基。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教授费立鹏在90年代末一项全国性心理解剖课题研究中发现，我国 60%的严重未遂者从有念头到采取行动的考虑时间不超过2小时，其中甚至有37%根本不超过5分钟。
这些冲动型者并非一心寻死，可一旦冲动时身旁恰好有高致命性的工具，则往往容易酿成悲剧。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主体为农村居民的缘故，农药成为最常用的工具。中国疾控中心于世纪之交曾调查发现，我国有超过60%的者采取了农药轻生的方式。而这些农药中又有超过60%本就放置家里。
然而，即便农药对于者唾手可得，促使人们的诱因才是治理的关键。早在2002年，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揭露，长期困扰中国人群的两大负面生活事件分别是经济困难以及久病不愈或重病，占比各近一半。作为导火索，前两天严重的人际冲突往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费立鹏90年代末的研究中，54.7%的严重未遂者和26.3%的死亡者均系家庭矛盾直接诱发。家庭矛盾成为导致农村妇女行为最严重的直接社会问题。
针对我国庞大的冲动型人口，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减少他们与高致命性工具的接触。在中国，这种减少既来自政策性的干预，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农村职业结构的变化。
在农药中，剧毒无解药但又极为常用的一种——百草枯——在去年引发热议的杀鱼弟事件中充当了不起眼的配角。刊登在《内科学志》的实验结果表明，仅4毫升，即不到一匙量的百草枯原液就可能造成急性症状，对肺部造成严重伤害，最后因呼吸衰竭致人死亡。
因此，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百草枯的使用，政策效果立竿见影。韩国学者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援引韩国统计局数字发现，韩国在禁用百草枯后，次年农药死亡率即比预测值降低了37%。相同的效果在斯里兰卡等国也得到了验证。
有鉴于此，中国农业部在2012年宣布严格限制百草枯产品。自2014年下半年起，撤销国内百草枯的登记生产，并在2016年下半年前停止销售使用。
但农村率的下降其实远在政策出台前就已成大势，农村职业结构的变化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助推器。
在国家统计数字中，1978年到2012年间，农村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农村从业人口的比重从92.88%下滑到50.19%。从事农业人员数量的逐年下滑则从2000年成为趋势，曾经每天都能轻易获取农药的家庭开始日益减少。
村民由于没有轻易获取的工具，纵使一时冲动意欲轻生，也将会有更长的时间冷静缓冲。但限制高致命性的工具只能是缓兵之计，率的下降根本上还是在于催使人们自愿走向死亡的诱因——经济落后、家庭矛盾与健康卫生问题——的消解。
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个奇迹。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使大量农村居民摆脱经济困难，率得以大幅下降。不过，虽然农村率的下降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间表现出强相关关系，可城市只呈现为0.26的弱相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统计年报、《中国疾病监测年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等
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和现代化的深入，人际关系淡化，社会疏离感上升而整合力减少，失范程度增加并最终导致率提高。这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用以解释城市率异常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
但对于中国农村的迥异一面，《经济学人》认为城市化反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前往城市工作，即使被当做是二等公民对待，对很多年轻农村女性也是一种救赎，得以将她们从家长的压力、糟糕的婚姻、爱管事的婆婆以及其他穷困的农村生活压力中解放出来。”
数据来源：张杰,景军,吴学雅,孙薇薇,王存同.中国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国家统计局、《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等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飞速推进，农村向城市的流出人口在本世纪初飞涨。199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6.4%，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4.3%；到2014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升至27.19%，2018年城镇化率上升到59.58%。
通过数据拟合，我们发现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数的上升与农村率下降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除了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助推了我国家庭的核心化进程。
30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户均人口从每户4.15人降到了3.09人，与农村率下降趋势的相关系数超过0.97。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跃生认为，家庭核心化水平与父母及已婚子女的分家频度有最密切的关系。家庭的核心化促成年轻的农村女性远离父母婆婆的压力和繁杂的家庭纠纷，最直接的导火索得以摆脱。
伴随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家庭的核心化、原子化，农村及农村妇女的率在年轻一代中降幅明显，曾经的社会问题得到改善，健康卫生问题开始日渐突出。
患者久病不愈，不愿拖累家人选择轻生的事件至今也屡见不鲜。除了安乐死的制度建设值得全社会讨论之外，更切实际的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缓解病患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压力。
注：卫生总费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标志一个国家对卫生领域的投入高低。
1985年医改实行，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均趋于下滑，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开始不断攀升，在2001年达到接近60%的峰值。同期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7%。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医疗卫生的重视明显提高，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开始下滑。随着2009年新医改的推进，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从2009年的4%攀升到2017年的7.11%。
在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中，针对精神疾病的卫生资源投入正日益重要。一方面，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精神疾病导致的比例大幅攀升。《人民日报》2015年的报道指出，我国已有60%以上的死亡者生前患有以抑郁症为主的精神疾病。
另一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2年我国80%的暴力死亡源于。另据2015年财新研究的数据，在中国，抑郁症导致的缺勤、医药费和丧葬费每年造成78亿美元的损失。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投入却不到整个卫生预算的3%，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仅从2.36%微涨到2.65%。这个数字不只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甚至低于埃及、蒙古、泰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说，在我国数字是他杀数字四倍的背景下，社会为预防投入的资源实在太少。香港大学研究和预防中心主任叶兆辉提醒：“中国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通过显著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和开展任何有关降低的全国性宣传来完成的。”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地图集》中，中国虽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但2001、2011和2017年每十万人中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人数分别仅为2.9、4.46和8.75，不及同队列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学人》评价：“在中国，很少有和社工有精神病学经验。与其他专科医生相比，精神病医生收入低，社会地位低。”
农村与女性问题之后，医疗卫生资源的不足将掩盖在社会问题下的痼疾暴露出来，抑郁症问题正不分城乡性别年龄地蔓延开，这就是有关中国的另一个故事了。
Ⅳ 张杰,景军,吴学雅,孙薇薇,王存同.中国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05):97-113+221.
Ⅰ 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Ⅱ 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率的下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4):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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